道德復興是奧古斯都文化政策的壹面大旗。他為倡導傳統價值觀不遺余力，制定了諸多法律，並力求以身作則，從儉抑奢，鼓勵婚育，然而效果欠佳，其家庭成員親身犯禁更讓其施政手法顯得蒼白無力。奧古斯都認同賀拉斯“人心不變，法律無用”的論斷，借助維吉爾和賀拉斯為道德政策造勢。賀拉斯創作《世紀頌歌》，著重贊頌奧古斯都對傳統信仰和道德的重建，祈求生育女神伊提利亞保佑新生兒和孕婦，襄助國家規範道德、保證後代繁衍的婚姻法案。（43）羅馬社會結構與價值觀的蛻變始自傳統農業遭到破壞。重現農業生活的美好，激起人們對田園的向往，再造羅馬人淳樸的性格，不僅是奧古斯都文化政策的重點，也與其重振農業的經濟政策相輔相成。維吉爾的《農事詩》描繪了優美的農村風光和平靜怡人的農村生活，與喧囂嘈雜的城市生活對照，力求吸引和鼓勵羅馬人從事農業，批判城市居民忙於追逐仕途、聚斂財富、耽於奢侈享樂的惡習，與奧古斯都復興農業經濟和小農美德的政策相輔相成。（44）

四、詩歌參與文化建設的具體內容

政治認同是提升國家凝聚力的重要保證。壹世紀羅馬面臨著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的轉變，思想觀念領域勢必隨之震動。建立在小規模共同體之上的公民價值觀無法滿足龐大帝國的要求。自上而下看，元首需要為自身權力追尋“更高、更可靠的承認”。（45）自下而上看，廣大底層公民和行省居民急需比共和傳統更具包容性的認同模式，重新審視自身與羅馬國家的關系。神化執政者作為古代世界普遍存在和為人熟悉的政治手段，成為最適宜的選擇。自奧古斯都時代起，官方主動和民間自發神化元首的現象就已若隱若現。與之對應的是詩歌贊頌元首為神祗或神明化身與代理的內容開始頻現。維吉爾、賀拉斯和普羅佩提烏斯等詩人都曾在作品中稱呼奧古斯都為“神”或墨丘利在人間的化身。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更是將羅馬誕生的神話傳說與奧古斯都執政聯系在壹起，將後者塑造為早就由神明規定的命運。尼祿和圖密善在位時，詩歌神化元首的現象更為直接。西庫魯斯在《田園詩》、盧卡努斯在《內戰紀》中多次直呼尼祿為神、朱庇特和福玻斯。對於現實中不諱自稱神明的圖密善，詩歌中贊頌其為朱庇特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用想象中的上天權力來解釋自己人間的權力”（46），為元首執政增添了命中註定的神聖色彩，使其擁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是為古代城邦國家邁向地域帝國時在政治層面做出的轉型。詩歌對元首神化的傳頌正符合了這壹趨勢。

壹世紀是羅馬文學的黃金時代與白銀時代，也是古典世界出版事業的壹大高峰期。在文學創作和出版的熱潮中，大量詩歌作品的湧現尤為引人矚目。究其原因，經歷體制轉型、面臨治國考驗的羅馬，需要文藝作品和出版活動在國家文化建設中發揮更多的現實功用。詩歌出版在傳播的時間和空間上極為廣泛，內容契合了羅馬帝國樹立文化自信、重振社會道德、塑造政治認同的需求，不僅擁有出版業繁榮的現實依托，更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成為佐助文化建設的重要方式。